范晓楠：何为艺术语言？从一个灯泡谈起

     艺术家在创作时经常会讨论艺术语言和符号问题，然而语言是靠“听”的，又如何能“看”呢？今天我们就用三个艺术家：张晓刚、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和弗兰西斯·培根的案例来聊聊这个话题。谈及这个问题，要关涉到二战后，可以说几乎人类文化各个领域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反思，其中20世纪6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就是我们今天话题的背景，现代符号学正是在现代语言学、结构主义和文化人类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在艺术界尤其是当代艺术研究中，我们常使用的是索绪尔、皮尔斯和叶尔姆斯列夫的符号学理论，今天我们就用索绪尔的二元理论“能指”和“所指”来谈：能指是符号的形式；所指是符号形式所指代的概念和含义，会更加简单明了。

     以上我们提到的艺术家，如果大家熟悉他们的作品，立刻会脑补他们作品的特征，这些特征无论是画面的图像结构，还是笔触颜色构成，或波尔坦斯基装置作品中惯常使用的材料：心跳、旧衣服、灯泡以及黑白照片等，其实都是这些艺术家语言的构成要素。我们今天先从张晓刚说起，他的作品《大家庭》系列，是他成名的代表作，如果谈及符号语言，那他画面近乎黑白泛黄的特定时代的人物合影就是他的个人符号，除此之外，如果大家留心观察，他作品中经常会用红色的线将合影中的人物连接起来，同时很多作品会出现孤独的一盏灯泡被一根电线悬挂在半空中的场景，或者巨大的灯泡摆放在桌子和婴儿床上，电线随意延伸在画面中。这些灯泡经常会和红色的婴孩同时出现（图1），其实关涉和隐喻的不言自明，一个特定历史时期集体的无意识和个体的家庭成长环境。在这里灯泡就是能指，其所指就是孤独的生命个体，电线是能指，其所指就是血缘关系。

   相比之下，波尔坦斯基作为出生于法国战后的重要艺术家代表，他的经历深受二战影响，他虽然不是用绘画表达，但作为艺术创作，装置艺术语言中同样运用了符号语言的方法。他的作品中常使用在二战中死去人们的黑白照片，将其打印和丝网印刷在各种媒介上陈列在展厅中，每个照片上都悬挂着一个灯泡，灯泡的电线有意在装置上有序连接和缠绕（图2）。有些照片丝网印在薄薄的大尺幅丝布上，在空中微微摆动，每一件的旁边也都悬挂着一个灯泡，当笔者第一次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看到他的大型个展“忆所”时，可以说多年后仍久久不能忘怀，那种视觉语言的震撼，让人记忆犹新。而他作品中的灯泡、电线和黑白照片，其实和张晓刚用的语言符号是一致的，只是一个是绘画，一个是装置，其灯泡的所指是二战中每个死去的孤独生命，电线的所指就是将个体连接后的群体。

   其三，英国艺术家弗朗西斯·培根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很多人欣赏不了他画面血肉扭结的恶心气息，然而这并不影响他成为20世纪最贵艺术家的地位。培根作品中所触及的人性的深刻性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创作同样深受二战经历的影响，关于他作品的研究笔者已经有专著出版，在这里就不多展开了，我们直接说他作品中的灯泡。培根一生都没离开过他的那个脏、乱、差的马厩画室，在那里的照明设备就是一个电线悬挂着灯泡，虽然他的创作是利用照片图像而非写生，但灯泡对孤独生命个体的能指特征与上文两位艺术家是不谋而和的，培根喜欢画他身边熟悉的朋友，他的挚友弗洛伊德，他的情人乔治·戴尔，这些人在他的画面中都常与灯泡相伴，尤其戴尔自杀后培根进入黑色三联画时期，那些戴尔和灯泡的画面，指向生命个体的隐喻更加深刻痛彻（图3）。

弗兰西斯·培根的工作室，一盏孤独的灯泡，是艺术家个体的灵魂，以此去照亮其人的灵魂

      总而言之，以上三位画家对艺术语言的参透均充满了智慧和深刻的思考，既有个体的独特表达，又具有这个时代共同的符号指向和艺术语言内在的文化结构。

范晓楠，艺术批评家，独立策展人，清华大学博士，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后，天津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人文学院艺术管理系主任，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学术委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北京当代中国写意油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当代艺术年鉴》编委，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第十五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学术主持，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艺术思潮和视觉文化研究。著有《景观社会的图像：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欧洲绘画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血与肉的扭结：培根与英国当代艺术》（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另有50余篇评论文章发表在《美术》《美术观察》《世界美术》《雕塑》《美术学报》等核心刊物。与国内外大型艺术机构合作，独立策划学术展览四十余场，多年来作为学术主持为众多展览提供理论支持。